如果跟后世的人说起可口可乐，那他一定不会陌生。

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段，可口可乐那种享誉世界的汽水饮料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。

但是，在1927年的欧洲，可口可乐的发展并不顺利。

可口可乐于1880年代在美国初上市时，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饮料。

它的市场魅力，有部分来自它不含酒精，因而是合适的戒酒饮料。

但1920年当该公司试图将市场扩大到欧洲时，却发现其产品被怀疑有害健康。

毕竟它含有糖和咖啡因，销售对象特别锁定年轻人，且含有一种该公司不愿泄露的秘密成分。

管制官员和药物协会心存疑虑。

而在欧洲，拿可口可乐是酒的替代饮料来反驳，效果不如在美国来得大。

以酒类替代品为诉求，未有助于拉抬可口可乐的业绩，反倒使它除了面临医界的不利论点，还多面临了来自酒商和酿酒业者的保护主义压力（至少在法国，酒商以美国海关管制葡萄酒和烈酒出口，理直气壮要求可口可乐也应接受它所拒绝接受的法国饮料规定）。

这一营销诉求还有别的影响，模糊但重大的影响，那就是触痛了民族主义者的敏感神经。

这些人提醒同胞“什么样的人吃什么样的东西”，担心年轻人舍葡萄酒或啤酒而就可乐后，会变得比较不像法国人或德国人。

这种想法阻碍了可口可乐在欧洲的发展，直到1927年，依旧没有什么变化。

亨利·福特在年初刚刚升任了可口可乐欧洲总部驻德国分部的董事长。

按理说，职务提升了、工资也提高了，亨利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

不过事实恰恰相反，当亨利接到自己即将升职的通知时，他的内心是欲哭无泪的。

在他之前，德国分部起码有六个副董事长接任了前任董事长的位置，理由都是因为前任未能扭转公司账目上的亏损。

可口可乐德国分部的董事长位置一度被员工们私下戏称为“祭坛”，意思是每年都要献祭一个董事长。

当初亨利也是这些私下嘲笑的人中的一员，他作为副董事长虽然也有资格继任，但是资历是最年轻的。

亨利想着在自己前面有六个老家伙，怎么说都能扭转公司亏损的局面吧。

所以对此事毫不在意，甚至还对继任后焦头烂额的老前辈们幸灾乐祸。

没想到现在轮到他上祭坛了，现在亨利才意识到，原来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。

不过亨利并不想放弃，因为他着实需要这份工作。

前几年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吓坏了他，他的家人一度失业，是靠着亨利的工作才养活了一家几口人。

现在虽然德国经济有所恢复，不过想要找到待遇如此优渥的工作并不容易。

因此，亨利没有坐以待毙，他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改革。

想要扭亏为盈，无非就两个选择，要么开源，要么节流。

亨利的前辈们已经用惨痛的失败告诉亨利，开源是没什么好办法了，那么只能在节流上下功夫了。

当然，通过技术来节流是万万做不到的，亨利能想到的就是通过裁减公司人员、延长工作时间、降低员工工资的办法来减少支出。

这种方式一开始确实行之有效，不过很快就遭到了员工们的抵制。

愤怒的工人拉起横幅进行游行，直接向科隆的分公司总部进军，数百名拿着铁铲和锤头的工人怒吼着冲向了公司的大门。

门口的保安见势不妙，直接放弃了抵抗，自己的工资一个月才多少钱，玩什么命啊。

于是工人大军很快占领了整栋大楼，将正在研究市场偏好的亨利从办公室里揪了出来。

接着，工人们对他进行了阶级斗争，实现了物理层面的挂路灯。

亨利被倒挂在了三米多高的路灯杆上，身上还挂着木质的牌子，上面写着亨利所做的事情，还在最后痛斥亨利是“资产阶级的走狗”。

做完这些事情，这些工人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

亨利因为被倒挂着，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脱困，只得大声呼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