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零六年入郝穴预备中学堂学习，时逢民主革命运动兴起，他与同学熊德山、宁郭开、钱铁如等二十余人结为辅仁社，任社长，宣传革命。

一九零九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校；发起成立保定学生断发会；并组织共和会，在京、津、晋、桂、粤、鄂发展会员。

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返鄂，任都督府高等侦探科长、鄂军水陆总指挥，大别山要塞监督等要职。

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，奉黎元洪之命，以鄂军**全权代表身份赴京、津。月底，胡在津成立津军司令部。十二月二日，成立鄂军代表办事处，胡兼任总指挥，又成立北方革命协会，被推为会长。

曾策划行刺袁世凯。

据胡鄂公在他所著的《辛亥革命北方实录》记载：

汪精卫与袁世凯结成政治联盟后，汪曾将革命党在京、津、保的情况全盘提供给袁世凯。

袁“投之以李”，对汪说：“汝能持之，则团体之发展，暗杀之组织，恣汝为之可也。”

可见，袁世凯极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掌控北方的革命党的活动。

十二月三日，汪精卫由天津赶赴北京，“说者谓兆铭之赴京，系奉世凯之召，与处决王熙普有关者；又有谓世凯之召兆铭，于议和进行事有所咨询者。”

汪精卫走之前曾对胡鄂公说：“清我两军汉口谈判，现已停战议和，吾党同志，在此停战期内，幸勿有所行动，致启背约之责。”

汪精卫在北方的所作所为无疑引起党人的怀疑，诚如党人叶季高所言：“兆铭已受袁世凯之抚。”

事实上，汪精卫也确始终坚持认为南北议和期间，北方革命党人应该遵守诺言，停止革命活动，协助南北和议的顺利进行。

十二月六日，胡鄂公到北京，驱车赶往镇江胡同李煜瀛寓所，前去会唔汪精卫、李煜瀛。

他问汪：“此间政情变化如何？天津谣言多，谓清室内阁自相残，得无有利于革命乎？”

汪说：“今晨监国摄政王引咎辞职，大憝已去，此后军政大权应集中内阁，和议谈判当较易进行。停战时期，或可继续延长，此则于革命有利耳。”

胡说：“武昌起义五十余日，而响应独立者十有余省，是不啻我拒绝未独立各省之响应也。此则有利于世凯，于革命何有？”

汪说：“世凯今已倾向共和，世凯之利，亦即革命之利。”

十二月二十一日，胡鄂公偕张先培由津赴京。在镇江胡同会见汪精卫。

汪曰：“现当停战议和之时，吾党京、津、保一带同志，自宜遵守诺言，不可有所行动。惟于暗杀一事，在必要时仍须执行耳。……吾等京、津、保各处同志，亦犹各省之革命军，现各省革命军既已停战，吾京、津、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动。

“但有阻挠和议于此停战议和时者，是即破坏革命之人。故于必要时，暗杀仍须执行也。”

胡鄂公反驳说：“破坏革命之人，应与以暗杀者是也。然和议非革命，不能谓阻挠和议即为破坏革命之人。且停战范围仅及于湖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奉天诸省，而无京、津、保等地，我虽停止行动，彼仍逮捕枪杀奈何？”

汪说：“此过虑也，望为我转告诸同志曰：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，且治军严，当无如此轨外行动。”

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，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，虽对京津保地区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很多干预和阻挠。

由于汪与袁来往密切，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，很多没有让汪知道或参与。

如十二月九日上午，京、津、保、滦、通、石家庄、任邱同志开会于保定西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。

到会者有二十余人（无汪），会议议决二十八日举义于任邱，京、津、保、滦、通、石家庄各地，藉以牵制袁世凯进攻山西之师。

到会张先培、薛成华等提议，组织暗杀团刺杀袁世凯和张怀芝，以除革命障碍而作报复。刺袁暗杀团由张先培负责组织，刺张暗杀团由薛成华负责组织。

由于汪对北方党人的影响不大好，“以汪任中国同盟会京、津、保支部部长故，咸不欲参加同盟会，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。”